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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六日万历皇帝病了,听说还挺重,具体细节除了皇后谁也不知道。第二天皇帝突然一反常态召见了内阁,当面叮嘱几位大学士尽心辅佐太子,还下旨废除矿税、停止修建两大殿、大赦天下,有点安排后事的意思。
就在皇宫和朝廷内外认全屏气凝神等待即将要来到的重大变故时,转天皇帝的病突然好了,又派内臣向内阁索要圣旨打算反悔。
此时如果沈一贯坚持说圣旨已经下发来不及追回,内臣们就算把脑袋撞破也没辙。但他不知道为啥,居然把圣旨交了回去。
这下朝臣们可不干了,不管属于哪个派别,全都调转枪口对着沈一贯开喷。连司礼监的一把手掌印太监田义都私下抱怨说沈一贯是软骨头,如果能再顶一顶,一直被朝臣诟病的矿税说不定就此废止,可惜了,功亏一篑。
此事传到江西,景德镇万余名瓷工暴动,砸了瓷厂、烧了税署、杀了税监。一时间朝野上下骂声四起,谁也顾不上缩在东宫里玩物丧志的太子了。
为什么矿税会造成如此大轰动,洪涛心里还是明白点的。在皇宫里生活了近二十年,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把这个时代的各种政策找来研究。然后站在上帝视角,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
说起矿税可算是老调重弹了,几乎贯穿了整个明朝,时断时续,成为了皇帝与朝臣们之间一个永远无休止的争论话题。
明朝刚建立的时候百废待兴,朱元璋忙着稳固统治,对于开矿并不热衷。即便有一些矿业,基本也是由朝廷主导的国企,产量很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明成祖朱棣时期政权趋于稳定,民间经济有所复苏,矿业自然而然随之发展,矿税已经有了十数倍增长,皇帝再瞎也无法忽视。
到了明中期之后,朝廷机构越来越大,官员越来越多,藩王也越来越多,时不时还得对外打一打仗,财政开支随之加大。
可明朝是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先不提土地政策,就算一亩都不兼并,想靠种地突然提高产量显然不靠谱,大幅度提高总体耕种数量也比较难。
士农工商,首先士这个阶层是管理者,只能提高效率,没有直接产出。虽然说士人很多都比较富,但皇帝如果不想成为孤家寡人,就没法大规模从士人手里要钱。
紧跟其后的农就是农民,也是社会主体。针对他们的税收已经不算轻了,再加上土地兼并的问题,继续加重税收无异于自掘坟墓。
然后再看最低级的商,明朝从开始就定下了基调,重本抑末,不鼓励经商。朱元璋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商人则只能穿绢和布。
他觉得商人无信,还特别不安分,钱多了容易引发胡思乱想,就人为降低了商人的社会地位,让人们不愿意经商。虽然中后期有所松动,但上百年形成的思维定式本质上并没改变。
在一个不鼓励经商的社会里,绝大部分人但凡有别的出路肯定不愿意经商,即便迫不得已干上了这一行也没有太多积极性,无非就是当个跳板,找机会跳出商人阶层。
就拿前年关钞收入举例,总共40多万两,只占太仓收入的10%不到。而北宋的商业税收占太仓的比例大概在50%左右,到了南宋更是高达70%以上。
而宋朝的农业税率还要比明朝高,如果按照明朝的农业税率收的话,北宋和南宋的商业税占比怕是要逼近90%了。
其实都不用计算这么多比例,更不用寻思是否鼓励商业,只要看看明朝的户籍制度是怎么规定的就明白为啥商业不发达了。
一个禁止百姓随意流动,出门必须开介绍信的规定,就能把90%的民间商业扼杀在摇篮中。剩下的全都是由皇室和官员集团主导的商业,比如盐铁茶粮。
这些行业与其说是商业不如说更像后世的国企,不光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还垄断市场,进一步压制民间商业的发展。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想短时间内快速提高商业税收,就和马上让每亩土地比去年多增加三倍产出一样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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