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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之后，到了北周武帝宇文邕。

    首先要谈到北周的建立。

    宇文护，又名萨保，是宇文泰的侄儿。

    西魏时，曾任大将军、司空。

    556年，宇文泰病重临终之际，曾要求宇文护辅佐少主，宇文护表面许诺。

    第二年，他立宇文觉为帝，建北周。

    宇文觉“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

    宇文护见他不服，不久将他毒死，另立宇文毓为帝，为北周明帝。

    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后，宇文护又将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文邕。

    在武帝掌权之前，大权为宇文护掌握。

    宇文护大力推行佛道，因此当时的武帝也对佛道极力的推崇。

    天和二年，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

    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

    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

    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

    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

    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

    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

    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

    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

    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建德三年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

    此举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画面转换，轮到了唐武宗李炎。

    唐武宗会昌年间之排佛事件，世称会昌法难。

    元和十四年，唐宪宗敕迎佛骨于凤翔法门寺。

    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

    是时，

    “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

    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

    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因而不合先王之道。

    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

    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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