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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宰相] 一千三百三十四章 众望所归(大更)(第3页/共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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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出现,则是势不可转。”

    章越闻言欣然,司马光此番启用苏氏兄弟,想借苏轼之手打击新党,但苏轼早已与自己同列一方。

    章越道:“子瞻喝茶!不知子由之论如何?”

    ……

    数日后,苏辙也回朝了,被高太后接见并授予中书舍人之职。

    是日,苏轼携弟同赴章府拜谒。

    此番入京,首谒非举荐他们的吕公著、司马光,而是先至章府。苏辙抵京当日,特在兄长府中盘桓一宿,兄弟促膝长谈至漏尽更阑。

    彼时司马光与吕公著所举二十一人中,除苏氏昆仲外,孙觉等数人亦已先后来章府投帖。当苏轼兄弟见孙觉正从章府辞出时,相视会心一笑——原来这位陈襄门下大弟子、新任吏部侍郎,亦已来此“认门“。

    章越特意安排孙觉与二苏“偶遇“,个中深意,不言自明。

    历史上的元佑时期苏轼,苏辙,还有孙觉,同属于蜀党,与朔党(刘挚),洛党(程颐)等分歧。

    苏轼在历史上决定保留免役法,孙觉主张保留青苗法。蜀党的主张虽是反对新法,但政见相对宽和,反对司马光一刀切的主张。

    旧党的意见也是五花八门。

    现在新党随着局势进行,逐渐四分五裂。而旧党本是反对新党,从四分五裂走向一起。

    现在新党势衰,旧党颇有卷土重来之势,但本是一盘散沙之状。

    以后如何相融?

    茶香氤氲中,苏轼先陈政见道:“我始终以为仁宗之政为媮,先帝之政为刻。”

    “若有其法使忠厚而不媮,励精而不刻,则为善也。”

    苏辙则道:“魏公,某则以为当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章越则点点头。

    苏辙道:“吾兄政见与我相公,但某则有一点,蔡持正断不可留。”

    章越抚掌而笑,暗忖这兄弟二人,一个如烈酒呛喉,一个似清茶回甘。

    苏轼尚存宽厚地道:“且看他山陵使后会不会辞相?”

    苏辙则道:“何须坐等?尘不自走,帚至乃清;事不自动,人为方成。”

    章越欣然,苏辙的政治见识果真高过苏轼一筹。

    你在那等蔡确辞相,那是永远是等不到的,那简直是一厢情愿。谁会自动放弃权力,只有自己动手亲力亲为。

    苏辙进而剖析:“魏公既受先帝顾命,乃大势所趋。此刻正该雷厉风行,清除蔡党以立威朝野,亦为陈和叔雪恨!“

    章越知道此事势在必行,但自己不愿给苏轼兄弟留下自己无情,不折手段的感觉。

    所以他故作踌躇地道:“之前官家在御塌上书‘召章越’三字,正是他向太后所言。”

    苏辙急道:“这正乃先帝遗命,非蔡持正所急。他不过如实而答罢了,否则不是欺瞒天下,欺瞒先帝?”

    “魏公,蔡持正此乃最是狡诈,这些年折在他手中之人不知多少?难道魏公忘了吕吉甫当年之事?”

    章越闻言脸上一抽搐,当年吕惠卿假意向自己示好,后又火烧三司之事,令自己和苏辙二人一起狼狈离京。

    真可谓是前车之鉴。

    对政敌一点情面都不能留。

    章越神色骤变,终是决断道:“好吧!”

    苏辙闻言大喜。

    “不过……”章越又肃然叮嘱:“不过本朝政治不是一味靠手段狠,靠立威。持正毕竟是宰相,宰相自有宰相的体面,切不可赶尽杀绝。”

    苏辙道:“此事请魏公放心。”

    “魏公宽仁。某这些年在野,已备齐蔡某罪状。既蒙钧谕,自当斟酌施用。”

    此言既显手段,又彰分寸,章越闻之愈觉苏辙可堪大用,以后绝对是自己的臂膀。

    苏轼感叹道:“魏公,蔡持正,吕吉甫罢了,其他人当善用之。”

    ……

    事实上除了苏氏兄弟和孙觉外,还有程颐程颢也多次出入章府。

    程颐程颢的政见与苏轼有所不同。

    历史上的元佑党争是因为苏轼的蜀党,独立不倚的政治主张,同时反对全盘否定新法的政见,而被完全继承司马光的朔党攻讦。

    同时苏轼也是高太后所赏识的人,所以必须阻止对方入相。

    这里不得不说一句苏轼的人品。

    苏轼无论在新党,还是旧党之中人缘都不好,因为他在政见上敢说真话,对不同政见敢于当面极力反驳。但对个人却从不报复,特别是以往陷害过他的人。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除了吕惠卿外,苏轼几乎都没有出手针对过个人。

    换句话说,苏轼就是那种真正对事不对人的君子。台上和你吵得面红耳赤,台下和你嘻嘻哈哈。

    同时对自己的进退,荣辱得失都看得很淡。

    而程颐的洛党又是不同。

    程颐的洛党与王安石的新党其实有些相似,都是主政革新,不过王安石重‘法’,程颐重‘人’。

    章越比较认同程颐的方法,要得治法,先要得治人。

    要造法,先要从造士开始。

    程颐最看不惯的就是王安石变法后,对迎合自己政见的人大加重用,对反对自己政见的一律贬斥。新党官员确实良莠不齐,似邓绾,吴居厚那等小人都可以进用。而地方执行的官员都是逢迎拍马而上位,也败坏了不少新法的名声,这是王安石失察的地方。

    等王安石意识到这点,从太学开始培养人才,用经义造士后已是有点晚了。

    至于朔党,那都是司马光的铁杆,一个比一个头铁那种。

    章越则是不打算接触的。

    从五代丧乱之后,宋太宗专用士大夫,读书人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也确立了此后一千多年的政治格局。

    同时读书人那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也由是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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