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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庞迪我的询问王文龙一笑，他之所以愿意和庞迪我交流的目的就在这里。

    他说道：“我以为利玛窦的办法就很好：调和与适应中国文化，注重和文人学士交流，走上层路线，通过科学技术的间接方式传教，对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和礼仪实践保持开放尊重的态度。”

    王文龙评论道：“这就是利玛窦能成功的原因，我觉得应该把这套办法命名为利玛窦规矩，在耶稣会士中广为宣传。”

    明清朝廷并不反对天主教，中国民间流行的宗教多了去了，不差天主教这一个，关键你得服管。

    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真正的问题是天主教自己的排他性，动不动要求中国人改变所有传统习俗，不听朝廷的要听教皇以及修会的，这一套放在中国就是搞笑呢，能传开才有鬼了。

    也正因如此，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屡屡碰壁，直到利玛窦搞懂这一点。

    此君在华传教多次碰壁之后总算学聪明了，知道不能硬整，于是他不再强制禁止教徒祭拜祖先，学穿明人的服饰，人家当他是僧人把他请到佛教寺庙中热情款待他也接受，还和当地僧人关系处的不错。

    历史上利玛窦在肇庆建的第一座天主教堂收到了当地官员的匾额，上书“西来净土”，因为当地官员不知道啥是天主教，所以完全把利玛窦的天主堂当成一个洋和尚开的佛寺。

    而利玛窦看到后也高高兴兴的把匾额挂上去，并且和其他神父说“净土”和“天堂”的意思差不多——主打一个懂事。

    正是因为使用这种方法，明代士绅大夫才愿意和利玛窦交流。

    “利玛窦规矩”在保持中国文化完整性的同时，也给中西文化提供了交流的途径，无疑是最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方法，以此耶稣会也成为惟一能够成功在华传教的修会。

    对于此时王朝来说只要天主教不搞什么异教徒排斥，传教士拜耶稣、佛教徒吃斋、道教修仙，谁也不干涉谁，那么耶稣会在中国传教也没问题，而中国也能得到他们所输入的大量欧洲科技——在现阶段彼此都是赚的。

    前世的天文学家汤若望、南怀仁，画家郎世宁全都是耶稣会士，也是在利玛窦规矩之下入华的。

    大明的确需要欧洲人的技术，哪怕有王文龙这个穿越者也一样。

    因为科技是一整套完备的体系，王文龙或许知道其中一两个历史上的关键点，但剩余大量的技术是靠工匠长期磨合出来的，王文龙不可能在大明空手建立起一套科技体系。

    比如王文龙知道清末铁炮的铸造技术改良，但他连铸造厂都没进过，不可能平地起高楼的造出比澳门卜加劳炮厂更好的火炮，他知道牛顿定律，会算抛物线，可他写不出一套炮兵操典：必须要实际大量应用炮兵作战才能积累出完整经验。

    而这些东西历史上耶稣会士为了在华传教向明清朝廷输入了不少。

    前世历史上到满清时“利玛窦规矩”已经成为官方判定传教士是否合法的标准。

    康熙年间曾规定，只有遵守“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才可以在“领票”制度下进入中国传教，不遵守者则驱逐出境。一些遵守利玛窦规矩的欧洲传教士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西儒风范”的评价。

    一直到清朝末年国力大衰，朝廷对于私自入华传教的传教士再也没有本事控制之后，这套规矩才被西方传教士完全打破。

    许多外国传教士在有绝对武力优势的情况下再来传教基本就变成配合殖民了，直接利用买办和二鬼子发展教徒，更是对利玛窦规矩嗤之以鼻，他们威胁地方、毁寺拆观、包庇二鬼子侵占百姓良田，原本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的平衡直接被打破。

    听了王文龙的话庞迪我默然良久，他有些抵触这种和异教和光同尘的传教办法。

    但思考之后庞迪我也不得不承认王文龙的分析没错，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打开对大明传教的大门。

    良久后庞迪我起身道：“建阳先生的分析非常精辟，我应该给耶稣会写一封信了。我代表耶稣会对您表示感谢。”

    王文龙道：“只是一点建议而已，日后说不定我还有求到你们的时候呢。”

    庞迪我笑着说：“到时候我一定尽力帮忙。”

    耶稣会即使到崇祯末年也只不过发展了十几万信众，但是其中上层文人的比例却是非常高，这也是耶稣会找到的主要传教方向。

    通过今天的交流，庞迪我已经非常认同王文龙的世界眼光，知道这样的人物在明朝绝对是凤毛麟角。哪怕耶稣会不用王文龙所说的利玛窦规矩，也有必要交好王文龙这样的名士。

    ……

    “相公，前面就要到厦门岛地界了吗？”沈宜修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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